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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的“散养”中吴霜找到人生坐标

				

  【人物档案】

  吴霜,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剧作家、散文作家。早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留美学习西洋音乐,多次举办个人演唱会,著有《别为你的相貌发愁》、《女人漂亮》、《父女惊魂》、《新凤霞传奇》等戏剧、电视剧本,已出版《别问我的父母是谁》、《吴霜看人》、《吴霜在说》、《南姐北妹》等散文集。 
  吴霜的母亲新凤霞(1927年~1998年),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代表作有《刘巧儿》、《花为媒》、《杨三姐告状》等;父亲吴祖光(1917年~2003年),著名剧作家、导演,代表作有话剧《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闯江湖》等。

  深秋,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在北京东大桥附近的一间西餐厅里,吴霜边喝茶,边向记者娓娓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
  虽然已过青春年华,但吴霜言谈间仍然透着几分年轻人特有的率真。几天前,她在北京保利剧院举办了一场独特的个人演唱会,以诙谐幽默的笑唱花腔艺术,演绎了14首中外名曲,获得了观众喝彩。
  这场演唱会是吴霜在歌坛沉寂20年后的复出。20年不算短,虽然她已转身从事戏剧和散文创作,且成绩斐然,但仍然坚持练声,寻求花腔演唱艺术的创新,如今,她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把喜剧元素引入演唱当中,重新回到了艺术舞台。
  “演唱会的成功,也许真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在冥冥之中助推了我一把。”吴霜感慨地说。

  “风雨”中学步,磨难中体会人生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新凤霞的命运与丈夫吴祖光紧密相联,悲欢离合,几起几落。吴霜正是在这段时期度过自己的幼年和童年。
  全国刚解放那几年,新凤霞以一曲《刘巧儿》唱红了整个中国,事业如日中天。五十年代末期,性格耿直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次年被“发配”到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新凤霞因为不能与丈夫划清界限,失去了主演的位置,每天下了舞台,还要去扫单位的厕所。但她没有倒下去,而是坚强地撑起“危巢”,精心呵护着三个幼小的儿女,守望丈夫归来。
  1960年冬天,吴祖光回到北京。朋友们对他说:新凤霞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在当时的环境里,我和两个哥哥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我想,这要归功于母亲,在人生舞台和戏剧舞台上,母亲扮演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当她把甜美的笑容和歌声呈现在观众和亲人面前的时候,有谁知道那笑容和歌声后隐藏的是什么?母亲为了给她的儿女们一个和别的孩子们一样美满和谐的家庭环境,付出了所有的心机与精力。”
  这一年,吴霜五岁,对人世的比较完整的记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父母的遭遇和患难与共的故事,她一直铭记在心。
  吴霜还记得,小时候,母亲让她学着补袜子,洗衣服,教导她自己会做的事不要叫人帮忙。她在院子里跟着哥哥做游戏,每次摔倒,总要自己爬起来,有时即使哥哥抱她起来,她也要再趴下自己起来。而母亲则时常在一旁大声鼓励:“好,霜霜真勇敢!” 
  母亲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台上演戏,台下做人”。父亲经常题写的一句名言则是“不屈为至贵”。不屈服于权贵,不屈服于命运,是他们做人的原则和处世之道。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吴霜把父母作为自己的楷模。 
  1966年,文革兴起,吴祖光一家又再遭劫难。作为“黑五类”的子弟,吴霜和两个哥哥也受人歧视,甚至失去了正常升学的机会。 
  “我们就像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上。在那个非常岁月里,母亲也没有对我放任不管,而是适时指导我学习,教导我做人。”吴霜说。那个时候,学校停课“闹革命”,母亲和父亲商量,做出了一个决定:把上小学的吴霜送到原来的保姆家里去——北京南城的一条小胡同里。对“黑五类”子弟来说,那里不但最安全,还可以锻炼人。新凤霞出生贫苦人家,小时候吃过不少苦。她觉得让女儿到平民家生活一段时间对她今后的人生不无好处。 
  “我在那里整天和邻居家光着膀子、拖着鼻涕的孩子们混在一起,我学会了生煤球儿炉,倒炉灰,在那个胡同里,我大约住了四个多月,一个平民家庭的孩子应该经受的一切,我差不多都经历了。原来在优越生活环境中养成的许多毛病也没有了,这对我后来独闯天下很有帮助……”
  吴霜回忆说。后来两个哥哥都下乡了,新凤霞又让吴霜管了一段时间的家庭财务。在父母工资剧减的几个月里,她学会了省吃俭用——本该买5毛钱的肉,她只买3毛钱的,以致奶奶笑话她说,“吴霜比我还抠门。” 说起这段经历,吴霜流露出感激。 
  1981年,吴霜独自一人到美国印第安纳州州立大学学习声乐和歌剧。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她生活、学习上遇到了许多麻烦和困难,没有人能帮助她,但凭着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和坚韧性格,她最终走了过来。这期间,父母只能通过信件和偶尔的通话,给女儿送去关爱和鼓励。

  发现孩子的兴趣爱好,顺势培养自然引导

  “小时候,父母从没有要我学这学那,但一旦发现我对什么特别有兴趣,他们一定会支持、鼓励我去学。”吴霜说。 
  吴霜最早表现出来的爱好是画画。母亲非常高兴,早在五十年代,她就曾拜大画家齐白石为师,学习国画。“我在小房间的四壁画满了画。父母让家里人不要阻止,还特意把北房门上的小块磨砂玻璃擦干净,和我郑重其事地商量出几个图画方案,然后让我用粗炭铅笔画在上面。”
  小时候,吴霜画画很有天分,她的画曾经刊登在儿童杂志上,参加过儿童画展,俨然是“一颗耀眼的画坛小星”。美术学院一位著名的教授曾经带着学生到吴霜家里,让学生们从吴霜身上感受艺术家的“性格”。不过随着年龄增长,吴霜在绘画上的天赋逐渐消失,离开了“画家”的道路。母亲虽然惋惜,但也没有强求。
  在旧时代,戏曲名家都有“艺传子女”的习惯。作为评剧花旦名角,新凤霞也曾想培养女儿继承衣钵,日后成为“小新凤霞”。她和吴祖光达成了一致:只要女儿喜欢,且有这样的天赋,就让她学戏曲。
  “我小时候经常随母亲进出剧院的大门,去看母亲演戏。看多了,便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这么多观众来看戏,也是和我一样是来看母亲的。那雷鸣一样的欢呼,震耳欲聋的掌声,只是由于台上有母亲——舞台中央的灵魂。舞台太迷人了……”
  母亲表演产生的轰动效应,让小吴霜喜欢上了戏曲。她的戏曲天赋也很快显现出来:大人记不住的唱词,她听一两遍就记住了。母亲唱过的许多唱段,哪怕变化很复杂,她也能演唱。 
  在吴霜六七岁的时候,新凤霞开始正式教女儿学戏,还请来一名武生演员教女儿练功。“霜霜鞠躬叫师傅,以后每星期要跟着师傅练3次毯子功。”新凤霞一反平常的溺爱娇宠,绷着脸对吴霜说。吴霜很配合,掰腿撕筋,下腰翻跟斗,尽管很痛,但从没有哭过。
  “那时家里最有趣的是我给客人开‘个人晚会’,一人兼报幕、朗诵、独唱、演戏、舞蹈于一身,手舞足蹈两三个小时没完没了,弄得客人们都受不了求我停下来,我却为受到客人‘冷落’而很生气。妈妈批评我没风度。”
  但吴霜的戏曲演员梦没能成为现实。文革开始后,和许多戏曲演员一样,新凤霞演戏的权利被剥夺,而培养女儿成为戏曲演员的计划也就此夭折。
  1973年秋,吴霜初中毕业,受家庭出身的影响,她失去了升学资格。按照当时流行的逻辑,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应该去务农,而不是读书。她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下乡或在家待业。 
  当时,父亲吴祖光在外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新凤霞在北京参加劳动。对女儿命运的安排,新凤霞态度很坚定:我们家两个儿子一个下乡了,一个去了北大荒,女儿决不能再下乡了,她应该继续读书。她和吴霜的六叔、著名作曲家吴祖强商量,吴祖强建议让吴霜学习音乐和演唱。新凤霞想,女儿不能成为戏剧演员,也许能成为一个音乐家、歌唱家,这也是一条好路子。吴霜一口答应,她从小喜欢唱歌,又有一副好嗓子。 
  于是,吴霜开始师从著名歌唱家郭淑珍,学习声乐,同时跟钢琴教授、自己的婶婶学习钢琴。新凤霞毫不犹豫地给女儿买来一架浅黄色的国产立式钢琴。从此,吴霜天天捧着五线谱,“叮叮咚咚,啊啊呜呜”,琴声飞扬,歌声飘荡。旧日的同学来找她,惊讶得张大了嘴:“啊,你什么时候又会弹钢琴了?”
  1977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吴霜凭着扎实的声乐基础,考入中央音乐学院。1981年,她考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和歌剧。1985年,从州立大学音乐学院毕业那年,吴霜获得了美国加州声乐大赛冠军。1987年,她回国举办了第一场音乐会。1990年赴台北举办演唱会,1991年再次在北京举办音乐会。 
  “现在想来,学习音乐对我真是绝妙的一步。母亲和六叔让我走进了音乐王国,为我的前途打开了一扇亮丽的门。得益于这一基础,我真的成了一名歌唱家。” 在舞台上,不论是演唱京剧、评剧选段,还是外国歌曲或中国民歌,吴霜都能以其独具的艺术魅力征服观众。她的演唱方法——花腔女高音,虽然与母亲的戏曲唱腔完全不同,但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可以像母亲一样,在舞台上享受潮水般的掌声。
  虽然没能成为一名戏曲演员,但吴霜也感到幸运:“如果自己真成了一名戏曲演员,完全地去模仿母亲,做得再好也无法超过母亲。”

  孩子找到事业“爆发点”父母助推不设限不强求

  吴霜说,除了唱歌,她还喜欢写作,前者得益于母亲的遗传和身教,后者是潜移默化受父亲的影响。
  上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我国又一次迎来了文艺的春天。父亲“右派分子”的帽子被摘掉,由电影导演转做戏曲创作员。“爸爸通常总在北屋的大书桌前写作,桌上堆满了书、报、稿、纸,爸爸的写作风格十分轻松,我从没见过他写作时拧眉闭眼、深思默想的样子。当我进去的时候,他总是停下笔,很有兴致地和我谈一会儿幼儿园里的新闻。听我闹完了,再埋下头继续他的写作。”这一幕在吴霜记忆里形成了深深的印象。 
  文革期间,学校的课程无法满足吴霜的求知欲。看小说成了她最大的课外爱好,那几年里,她和许多同学一样,饥不择食,逮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父母亲发现这一情况,觉得这样“滥读”无益,决定让女儿系统地读一读中外文学名著。于是,父母亲拜托自己的朋友、一位“家藏万卷”姓张的作家,为吴霜制订读书计划,提供阅读书籍。从那以后,吴霜像进入一个知识和文学的宝库,按计划系统地读书。她先读的是女性作家撰写的书籍,如简·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张爱玲、苏青等人的小说,随后是名人自传和传记,接着是外国戏剧作家的作品……这些书在当时的图书馆是根本借阅不到的。此外,还有许多中国古典书籍,如四大名著、元曲等等。
  这是吴霜一生中最珍贵的读书时光,为她日后从事戏剧、散文、电视剧创作打下坚实的语言和文化基础。她说:“现在回想起来,在文革时期能读那么多书真是一个奇迹。无休止的读书就像绵延不断的流水……那样的日子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恐怕永远都不会再有了。” 
  1996年4月,吴霜忽然萌发创作冲动,抑制不住,仅用了两个星期就写出了一部喜剧舞台剧剧本《别为你的相貌发愁》。对于女儿的事业转身,母亲没有反对,父亲更是热心,为女儿请来一位戏剧导演,执导该剧。仅仅排练了一个月,剧本就公演了,并获成功,接连演出几十场。和她父亲当年的处女作《凤凰城》一样,吴霜的《别为你的相貌发愁》也一炮走红。
  她从此一发不可收,第二次,又在两星期里写完了第二部喜剧《女人漂亮》,又仅用一个月,将它搬上了舞台。几年后,第三部戏搬上舞台……吴霜的写作像涓涓流水,不断取得新成绩,2006年,她的散文“我的舞台”被选入全国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材。至此,吴霜的“头衔”又多了两个:剧作家、作家。
  当然,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另一项事业——演唱艺术,她坚持练声,一直在默默地寻找创新和突破……
  她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以崭新面貌重返舞台。这一天终于在她阔别舞台20年后到来。她觉得,今年十月个人演唱会的成功,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在冥冥之中助推了自己一把。
  “在教育子女上,父母从来不设限,不强求,顶多只是引导一下,然后顺其发展,有点像‘散养’。我和两个哥哥所从事的事业,几乎都是个人凭天性和兴趣选择的。当然,父母并非不闻不问,完全放任不管,事实上,他们一旦发现我们在某方面显现出个人兴趣和天赋,一定会加以引导,给予支持和帮助。比如,我二哥吴欢小时候喜欢打乒乓球,母亲和父亲商量就把院子里一棵大槐树砍掉,制作了一张球桌,让他练球。后来,二哥在北京市东城区的几次中小学比赛中获得了冠亚军。我大哥吴钢从小对摄影感兴趣,父母不但把家里的一台相机给他专用,还找了一位摄影专家当他的老师。后来,吴钢真的成了一名非常优秀的舞台艺术摄影师。” 吴霜说,现在父母都已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对儿女无私的爱和言传身教,让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出处: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