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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历程回溯:新课改为改革带来机遇

				

  恢复高考30年来,我国对高考所做的改革一直都在进行,但这些探索称之为“改良”更为恰当。

  高中新课程启动后,应试教育将向素质教育转变,这为真正意义上的高考改革提供了一条更为合理、可行的变革渠道。随着教育部对高考改革启动航程的表态,“高考改革”这一复杂命题的答案越来越清晰地浮出水面。

  高考改革备受争议

  我国的高考创立于1952年,“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1977年,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得到恢复。此后,我国在改革与完善高考方面所做的探索一直未停止过。

  如果梳理起30年来高考改革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轨迹:1985年启动标准化考试,同年开始试验高中毕业会考;1993年实行会考基础上的“3+2”考试科目改革;1997年实行高校招生计划的并轨改革;1999年广东省率先实行“3+X”考试科目改革,并于2002年推广至全国;2000年北京、安徽等省区市试行春季高考改革;2003年清华、北大等22所高校试行自主招生的改革试验……

  但改革带来的新问题也接踵而至,每一次改革都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

  “3+X”使得高考大一统的局面开始松动,同时也带来了操作复杂和教学无所适从的问题。实行春季高考后,由于参与招生的学校和专业都不理想,以致考生积极性不高。在2004年内蒙古率先取消春季高考后,安徽、北京也相继选择退出。扩大高校自主招生后,进入自主招生范围的考生都是尖子生,最后并不需要降分,而需要降分录取的人却难以进入名单。

  与此同时,与高考相关的负面消息也开始增多。在“一考定终身”的压力下,一些学生铤而走险。去年发生在河南郸城、云南宣威、安徽砀山等地的高考群体舞弊事件再次加剧了公众对高考的批判。

  尽管各种批判日益凸显,高考改革却一直在缓步前进。尽管年年都有新的措施出台,仍被主导激进的学者斥责为“过于保守”。

  民间方案抛砖引玉

  去年7月,一份来自民间的《中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进入公众视野。这份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观点并不新”的方案,却是中国第一份公开亮相、系统探索高考走向并提出建议的方案。这份“自下而上”的谏言得到了教育部的高度关注。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是该方案的主要执笔人。在他看来,中国进行高考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已经大幅增加,全国的平均录取率已经达到55%左右,北京、上海更是达到70%以上。尽管大家公认在现阶段高考制度是最公平的,但现有模式的弊病已经暴露无遗。公众对改革提出了很大的需求,但也带来巨大的压力。”

  方案中,杨东平提出高考改革的三个核心:向地方赋权、高校赋权、学生赋权,建立“基础资格考核+高校自主”的目标模式,即以全国统一的学业能力水平考试为主,辅以高中学习成绩、高中课外综合表现的多元入学评价。同时,高校确定录取标准,并在进行加试或面试后自主录取。

  “只有做到向高校、向学生赋权,才能实现高考的实质性改变。”在杨东平描绘的理想蓝图中,不同类型的高校可设置不同的选拔标准。录取时,借鉴国外实行平行志愿的模式,考生可同时参与多所学校的录取,并同时获得多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杨东平认为,录取方式向学生赋权是这个方案中的一大亮点。尽管有言论指出在中国人口基数大的背景下,采取国外高校的录取模式过于前卫,也会给一般院校带来生源危机。但杨东平坚持认为,只有当学生拥有了选择学校的权利后,才能真正促使高校自我反思,促进高等教育的变革。

  方案一出,支持者甚众。但也有舆论评价认为过于激进,现阶段难于操作。

  对于这些意见,杨东平全部照单全收。他表示,方案公布旨在抛砖引玉,提供一个可供讨论的文本。通过公开讨论后,各方会形成共识,从而推进高考制度和教育体制实质性的改革,更重要是引起政府对高考改革实质性的介入。

  杨东平的举动后来被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评价为“值得称道”,并表示“教育部会充分考虑采纳民间的建议”。同时,教育部将结合各方人士的不同意见,不断推进高考改革,“高考改革是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个方案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官方探索主导稳定

  教育部发言人的这番话其实暗藏“玄机”。早在几年前,教育部在探索各项高招制度改革的同时,就已经开始通过各种形式探索高考改革方案。

  2005年,前教育部长何东昌上书中央,痛陈应试教育之痛,在中央领导的亲自批示下,当年由教育部、中宣部等多个部委牵头组织启动了素质教育大调研。其中,由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谈松华牵头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调研内容。

  在这次历时一年的调研中,由谈松华领衔的项目组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召开了11场专题座谈,听取了100多位专家学者,教育行政干部和大、中、小学校长对高考改革的意见,并对比了欧美、东亚以及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高考改革实践,最终完成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报告》。

  谈松华回忆,在谈到高考改革的方向时,高考制度“应存不应废”的声音成为主流。同时,大家也认为现行的高考制度存在众多问题,应该不断改进和完善,在保持统一考试基础上进行稳步渐进的改革。

  在这个基调下,报告最终把高考改革的基本目标确定为“通过分区试验、分步实施,逐步建立起以区别高等学校层次类别的统一考试为主要标准,同时参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部分中学校长特别推荐、各类高等学校的自主考核等因素的多元化人才选拔制度。”

  多元化成为关键词

  “分区”和“分步”是这个目标中的两个关键词。在谈松华看来,高考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和社会公平,“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顾及各个层面的意见和利益,特别需要充分考虑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条件。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方案提出:高考改革“应建立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分离高考承担的高中毕业水平考试功能;将社会化的水平考试纳入高考体系;建立中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社会服务记录,逐步实行以高考成绩为主的多元录取制度。”在他的设计中,这一目标最终实现的时间定位在2020年。

  在官方背景下探索高考改革的不仅是谈松华一个人。

  厦门大学高教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惟一一所研究考试制度的科研机构,它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课题《高考改革与多元入学体制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是该课题的首席专家。

  刘海峰介绍,经过几年的研究,该课题将于今年3月在北京结题,并将提交一份关于高考改革的方案。4月经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论证后,作出最后的结题报告。

  对于这份方案的内容,刘海峰没有具体透露,但他表示,高考改革应由统一性向多样性发展,不能完全用一种统考模式来要求所有地方的考生。这些观念与谈松华方案中涉及的一些基本理念基本趋同。
  依托课改提速考改

  无论是来自民间的声音,还是官方背景下的探索,所有的努力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为现行高招制度寻找一条合理的改革之路,推动中国教育的整体提升。

  十七大报告针对教育提出了“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的要求。今年1月,教育部出台文件,针对实施高中新课程的省份提出进一步深化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一个结合课改探索考改的改革模式正在形成。

  2004年,高中课改率先在海南、广东、山东、宁夏等4个省份启动,至今实验区已覆盖全国15个省份,加上今年秋天即将实施的4省,全国参与高中课改的省份已经过半。随着各地高中课改的渐次推进,课改的推行将为高考改革带来新的机遇。

  北京方案年底完成

  去年,北京正式启动高中课改。“课改后的高考如何考”成为师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

  尽管距离课改后首轮高考的时间还有两年,但北京的教育决策者已经未雨绸缪,启动了北京高中新课程高考方案研讨和制定工作。

  北京市教委课改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份方案将由教研专家、一线教师、招生考试专家等共同参与制定,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确保方案的科学、可行。预计今年年底前,这份方案将制定完成,并向公众征集意见。如果进展顺利,今年年中将有一些与方案相关的信息向外界发布。

  对于北京新高考方案是否会在其他实验省区之上有所创新,该负责人表示,北京会密切关注其他省份的做法,并吸纳其方案中可行的设计。北京的方案将以平稳过渡为前提,采取低代价的发展模式,实现新老高考的顺利转换。

  北京的高中课改自实施以来,一直稳步推进,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认可。教育部高中新课程专家、首师大课程中心教授李延林认为,虽然北京是第四批进入高中新课程的省份,但由于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因此北京应该在前几个省份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如在高考内容设置上强化与课改理念统一的内容。在目前高考仍为指挥棒的现实下,借助高考来强化课改理念。”李延林建议,北京方案应增加对选修内容的考核,这是目前很多省份方案中没有很好尝试的部分。同时,还应在统考基础上增加高校选拔面试的范围,如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不应将“社会诚信系统还不完善”作为借口,以回避综合素质评价和面试的可能性。

  李延林认为,采取这个做法并不复杂,高校从自身发展出发,也不会盲目招收不符合要求的考生。这种改革可以先在市属市管院校实验。“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与否关键不在老百姓,在于决策层。”